来源：能源研究与管理
作者：周宏春
摘要：新质生产力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孕育，又要回到新的高质量发展实践中去。能源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群众生活的必需品；在近年来的高质量发展中培育和发展了能源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能源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融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生产力三个要素，形成新的职业、新的劳动资料和新的劳动对象。能源领域新的劳动者，包括能创新、懂管理、会经营、精操作的所有人力资源；劳动资料覆盖能源智慧平台、虚拟电厂等新的组织形态，还包括“算法”“算力”等新的劳动工具；新的劳动资料，从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延伸到深海深空，不断发现新能源品种，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种类，能源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能源转型要以创新为驱动力，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导向，以能源结构低碳化、能源供应安全化、终端消费电气化、生产过程无害化、供需管理智能化为标志，不仅需要能源结构、技术支撑、能源产业、用能产业等的演变，也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或制度安排的优化调整，从而实现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费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引用格式：周宏春.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能源转型和高质量发展[J].能源研究与管理,2024,16(4):1-10.
引言
新质生产力，2022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提出，现已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新质生产力来自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去，用于指导我国新的高质量发展实践。在我国双碳战略实施背景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重中之重。什么是能源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推进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路径和重点何在？凡此等等，均需要深入讨论。本文以能源转型为主线、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导向，讨论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能源转型路径与重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 新型能源体系特征、新质生产力内涵及其相关分析
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1]。马克思描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两对社会矛盾。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具体而言，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三个要素。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内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是从国内高质量发展实际出发的理论创新，为新时代全面推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2]。
新质生产力孕育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去，以指导新的高质量发展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高质量发展，是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发展。高质量发展，要以尽可能少的能源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高质量和更好效益；要树立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气候友好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能源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融入了生产力三要素，形成新的职业、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劳动对象。新的职业，不仅包括具有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知识的劳动者，还包括能创新、懂管理、会经营、精操作的人力资源。新的生产方式，不仅包括智慧平台、虚拟电厂等新的组织形态，还包括“算法”“算力”等新的劳动工具，形成产销一体化等新的能源生产方式。新的劳动对象包括能源禀赋和投入科技要素的其他资源；随着科技进步，人们从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延伸到深海深空，不断发现新能源品种，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种类，能源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在双碳战略背景下，新质生产力以能源结构低碳化、能源供应安全化、终端消费电气化、生产过程无害化、供需管理智能化为标志，以创新为驱动力，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导向，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费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3]。
新型能源体系，是一个动态概念，是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与我国新时代、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对应的能源体系，体现在能源低碳化之新、创新驱动力之新、安全保障能力之新、治理体系之新以及新发展理念、法规标准、经济政策、保障措施等支撑体系之新等方面，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引领清洁低碳标准、以双碳控制为“标尺”，不仅有“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的特征，还要有“多元协同、智能普惠”内涵[4]，以化石能源为主向以新能源为主转型，由生产侧变革为主向生产与消费同步变革转变，由传统能源安全向非传统能源安全跃迁。所有这些，将体现在能源结构、技术支撑、能源产业、用能产业等的演变上，也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或制度安排的优化调整。
2 不同发展阶段的能源转型方向与国别差异
下面将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美国、德国的能源结构变化及其对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的启示。
2.1 美国能源结构演进
美国能源结构变化经历一个缓慢过程。独立之前用水作为动力为谷物、木材和其他碾磨作业提供能量。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时，木材是最大能源，主要用于供暖、烹饪和照明；19世纪末（大约在1885年前后）木材被煤炭超越。1880年，美国第一次将水力发电用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的一家椅子厂为灯具照明供电。1882年，世界上第一座向公众出售电力的水力发电厂在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附近的福克斯河上开业。
1950年以来，美国消耗量最大的能源是石油。1958年，天然气超过煤炭成为第二大能源；钻井技术进步支撑了天然气产量的迅速增加。2020年，天然气消耗量超过石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2023年消耗94 000万亿英热单位（39.06亿t标准煤，1英热单位=1 055 J）；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2.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占其余的17.5%。可再生能源在140年以来首次超过煤炭（见图1）[5]。
2.2 德国的能源转型及其碳减排成效
1973年，联邦德国（西德）一次能源消费以石油、煤炭和天然气为主。1979年，德国能源消费达峰，为15.75×1018 J。2010年德国提出能源转型时，传统能源是能源消费的主体，核能排第四，可再生能源排名第五[6]。2009年，德国能源消费总量为13.15×1018 J，2023年下降到10.735×1018 J。应该说，德国推进节能对能源消费总量下降起到了关键作用。据德国有关信息，2023年在德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占35.6%，天然气占24.7%，硬煤+褐煤占17%，可再生能源占19.6%。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由于风光电的间歇性、波动性和人为不可控，褐煤和硬煤发电量仍占25.6%[7]。
1973—1990年，德国能源消费排放的CO2在10亿t左右，1979年最高达11.042亿t；从1991年开始低于10亿t，1997年不足9亿t，2009年少于8亿t，2019年7亿t，2020年为6.048亿t。在大力推动能源转型的10年中，能源消费排放的CO2减少1.784亿t，占1973年达峰以来减排量的34.87%[6]。需要提出的是，无论是能源消费总量的下降，还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低，均呈现波动下降的特点。
相对于1991年，2022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47.6%，而能源消费总量仅是1991年的102%，温室气体排放下降到了1991年的61.9%。1990—2022年，德国的经济增长、一次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见图2[7]。
相比较日本本土能源很少，主要依赖进口。2011年福岛电厂核事故后的2018年，日本颁布了第5次能源基本计划，提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成为主力电源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的能源转型目标是：能源自给率从2013年的6.1%提高到2030年的24.3%；电力价格要下降2%～5%；CO2排放将比2013年下降21.9%。2030年的主体能源分别是，液化天然气（占27%）、煤炭（占26%）、可再生能源（占22%～24%）和核能（占20%～22%）等[8]。日本重视能源技术进步，尤其是新一代高效燃煤发电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包括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和煤气化燃料电池联合循环（IGFC）技术，及CO2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技术，淘汰低效燃煤机组，大幅提高了燃煤发电效率，减轻了环境压力。
2.3主要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给我们的启示
总体上看，不同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方向和途径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能源消费品种也不同，技术进步在能源转型中起到了关键促进作用。主要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给我们的启示如下：
一是世界能源转型覆盖政治、技术、管理和商业4方面。政治方面，积极推进国际社会共同建立共商共议、全球协作机制；技术方面，推动世界能源体系从资源型向技术型转变；管理方面，促进能源消费端和生产端的协同发展与转型；商业方面，推动企业从国际油公司向国际能源公司转型，以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绿色地球”。
二是能源转型是由技术进步驱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煤炭消费增长；汽车的生产和使用带动了石油消费的快速增长。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下，全球经济版图、能源供需版图和创新版图将被重构。据有关研究预测，先进核能、氢能、新型储能、智慧能源等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更新迭代，并成为能源低碳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技术进步引起能源结构变化见图3）。
三是发达国家的能源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研究表明，第一次能源转型大约经历了140年，第二次能源转型经历了约90年时间[8]。由化石能源时代迈向可再生能源时代是第三次能源转型。各国情况不同，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也不同，如2023年美国可再生能源占比8.8%，碳排放总量下降主要是由于页岩油气革命带来的。从总体上看，由于可再生能源能量密度低、资源赋存条件、转换效率等方面的原因，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及其组合，对能量密度高、技术成熟、运输方便、运行模式成熟的化石能源的替代将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我国能源转型路径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已有经验和路径，也不会重复由煤炭到油气再到可再生能源的升级顺序，而可能会从煤炭消费为主直接向可再生能源+电力为主跨越。
3 我国能源转型的意义与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总体考虑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外学者用“乌卡”或“巴逆”时代来描述当前的发展环境。所谓“乌卡”时代，指我们处于一个易变的、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前景模糊的时代；所谓“巴逆”时代，是面对海量信息和复杂情景，付出与收效不呈比例，某些系统突然崩溃而毫无前兆，对此无法理解甚至焦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以新质生产力驱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要以创新为动力，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3.1 我国能源体系转型必要性紧迫性
我国能源转型面临众多挑战，煤炭消费占比仍超50%，油气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新能源发展面临不稳定、上网消纳难题，能源产业与科技核心竞争力不强、人才不足，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交织等问题。我国能源转型十分必要且非常迫切，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是实现双碳目标任务的关键举措。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成为我国CO2排放规模大的主要原因。应对气候变化开启了能源低碳转型新征程，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短于发达国家，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用全球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10]。能源结构调整必须以低碳为导向，高碳能源的比重必须降低，低碳能源的比重必须增加。换言之，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消费应当得到有效控制，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的态势需要持续，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亟需加快形成，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碳达峰碳中和之路。
第二，是我国绿色发展的应有之义。能源、环保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同源、同时、同地发生的特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11]。要统筹能源开发利用和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以节能提效为抓手，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加快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加快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形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控制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大气、水、固废污染物和CO2等温室气体排放，推动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融合，推动技术、市场、政策协同，区域之间能源发展协同，集中式与分布式协同，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气候友好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第三，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11]。我国是世界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能源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有力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有效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高效、绿色低碳是科学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内在要求，“多元协同”是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要树立大安全观，统筹能源供应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提升能源系统安全性，增强能源可获得性、经济性、可持续性，完善应急安全管控机制，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四，是增强能源体系韧性的紧迫任务。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全球能源系统韧性不足。2021—2022年，全球发生能源供应中断事故50余起，电力系统事故占比过半，极端气候引发的事故约占40%。全球石油储备和产能降低，能源韧性持续下降，设施安全成为“短板”。2022年，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石油管道遭到破坏，原有供需平衡被打破，能源市场一体化分散为阵营化。能源危机由北约制约俄罗斯引起，却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高涨，凸显“回旋镖”效应[12]。欧洲能源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危机，能源供需失衡变为区域性安全风险，增强能源韧性迫在眉睫。
第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必由之路。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共识将重塑全球能源体系，对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消费等带来整体性压力。2022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启动“全球盾牌融资机制”，通过碳排放权责分配正义性来消解全球能源治理的民主赤字，以弥合由于地理空间分布的分散性和非对称性[13]。能源安全成为关系人类命运的共同话题，能源治理要从传统的“地点空间”向全球维度的“流空间”转变，推动能源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发展，实现能源利用与地球碳循环的“碳中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地球。
3.2 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考与方向
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立足国情能情，“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鉴于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必须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等原则[14]，将能源中长期发展、产业升级、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的路线图具体化，制定切实可行的工笔画、施工图，以多元互补、高效利用为导向，推进能源、污染物和碳减排、科技、政策、市场等要素衔接。传统化石能源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布式核能利用等，成为能源技术革命、能源结构优化和转型方向。实施能源碳达峰碳中行动方案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上下游耦合，形成能源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以民为本是能源转型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好能源产业优势，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我们党领导的能源事业，归根到底要造福人民。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和居民福利的保障基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必须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始终把居民用能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满足居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对电、气、冷、热等的用能需求。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程，逐步提高气候过渡带地区及全国居民美好生活对供热供冷的需要[15]。
坚持系统思维，重视能源转型的可靠性、可操作性。鉴于我国目前能源市场体系尚不健全，激励约束不足、要素流动不畅、价格传导不顺等问题，必须健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断提升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效益[11]。把牢能源安全保障这一前提，统筹能源安全、绿色低碳发展、居民用能需求等关系，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依靠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突破，实现新型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升新型能源体系韧性和安全水平，以能源安全支撑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有序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要因地制宜，注重能源低碳转型与区域发展的协调，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的理念，落实节能提效优先政策导向，通过价格、市场机制等手段重塑电力生产和消费生态。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上马，控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的产能，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推进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顶层设计，加强源头管控，促进主要用能行业消费转型升级，保持能源生产和消费平稳。坚持以能耗统计为基础并辅以排放监控，确保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
新型能源体系可分两阶段构建。到我国初步现代化2035年前，能源与电力消费仍将刚性增长，受保供和碳减排双重压力，要初步建立新型能源体系，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增量部分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承担，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应降至45%左右，油气占比将呈现油降气增态势，非化石能源发电和消费占比逐步提高到35%以上，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不断提升。到我国实现现代化的2050年，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成。煤炭和油气等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应降至35%以下，非化石能源与核能占比超过50%，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占新增装机的80%以上，形成具有高度安全可靠、以清洁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兜底保障的新型能源体系。
我国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可以由新质生产力孕育于高质量发展实践、特别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推演出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以下三方面：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能源产业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也应当包含三方面：化石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研发布局未来能源技术促进产业化。新质生产力驱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内在逻辑可以用以下示意图来表现（图4）。
4 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我国能源转型高质量发展路径与重点
能源转型表现为一种能源的主导地位被另一种能源所替代，并伴随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而出现结构性变化。要以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深化结构性改革为举措，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实施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对用能的需求，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4.1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必须以能源安全保障为前提
保障能源安全必须置于能源转型和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突出位置。我国是能源生产国和消费的世界第一大国，分别约占世界的1/5和1/4。多年来，我国能源自给率保持在80%以上，安全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一是树立安全理念和意识。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可靠，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电、油气和热冷等形式的能源品种，是群众生活的必需品，须臾不可或缺。因此，要坚持底线思维，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力度，增强传统能源供应能力，建立煤制油气生产能力和技术储备等途径，提升能源发展战略安全保障能力。二是增强能源系统运行的平稳能力。在控制煤炭消费增长的前提下，保证煤炭稳产稳供，以便起到兜底作用；保障水力发电的水库大坝、油气输送管等能源设施安全。三是健全能源风险管控体系。完善供需平衡预警机制，化解电力、天然气等区域性、时段性的供需矛盾，增加煤油气国家战略储备，加强煤炭产能和产地、产品等储备建设，提升储备能力，增强能源应急供应能力。加快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应对多发频发的极端天气带来的自然灾害。防范化解能源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挑战，确保能源转型期的供应和消费有保障，以能源供应和消费安全支撑能源转型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四是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面对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的深刻变革，更好地端牢能源“饭碗”，必须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化能源治理体系的国际变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4.2 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方向
推动化石能源增储上产，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互济互保，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实现多元互补，谋划能源中长期发展。随着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速放缓，应当使增量部分主要由非化石能源来承担。随着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占比将下降，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不断上升，要发展形成“开发绿色化、供应多元化、需求合理化、调配智能化、利用高效化、环境友好化”的新型能源体系[16]。
我国能源禀赋决定了煤炭是“压舱石”“稳定器”。在煤炭开发、生产、储运、使用全过程各环节，要运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及CO2等温室气体排放。煤炭的近中期作用主要是保供。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探明储量增加不小于开采量。做到这一点，煤炭开发利用全过程要绿色化高效化，推动煤炭开发重心向资源禀赋好、市场竞争力强的晋陕蒙新等地集中，分级分类推进安全高效煤矿智能化建设，实现绿色开发、清洁高效利用，适时制定总量控制、限量开采等政策措施。总体上看，煤炭要从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从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型升级。实行煤炭分级分质利用，如利用微波能对褐煤进行提质增效已有成功案例。推广煤电“三改联动”，提高煤电热效率；建设“西电东送”等跨区域重点输电通道，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煤炭的中长期任务是，由原料、燃料向材料、高附加值产品商品转化。依靠技术进步降碳减污。研发安全高效、清洁低碳煤电技术，攻关超超临界发电、新一代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与燃料电池联合循环、燃煤机组高效清洁低碳热电调峰、火电机组节能、超低负荷等燃煤发电技术。发展化石能源与生物质、储能、绿氢、绿氨等耦合发电技术，推广应用煤与生物质、垃圾、太阳能耦合发电，生物质热解气化联产等新技术新工艺[4]。加强碳循环利用（CCE）技术深度耦合，发展CO2重整CH4制备合成气、驱替CH4开采、加氢制烯烃和甲醇等技术，实现煤炭利用的近零排放。
油气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是能源安全保障、应急储备的关键品种，是碳减排的重要对象、电力系统的调峰能源、社会广泛应用的普惠能源，也是能源升级方向和安全保障重点。从实际出发，我国油气需求量仍将上升，开发面临资源储量不足、产能增长乏力等问题。对外依存度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易受制于人，从中东地区、俄罗斯等地进口占比较高。虽已建成东北、西北、西南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等四大油气进口通道，但进口总量的80%仍来自海上通道。尽管我国石油战略储备不少，但由于日均消费量大使得储备天数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从美国经验看，碳排放降低主要得益于非常规油气技术引发的页岩油气革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对页岩油气技术进行攻关，现已开发旋转导向钻井、水平井分段压裂等系统化技术，并引领全球油气产业从常规油气为主到常规与非常规油气并重的转变[10]。从我国实际出发，增储上产多元保供仍是能源发展的首要任务，多找油找天然气、页岩油气等优质能源任重道远。
4.3 非化石能源的发展要特别重视基本消纳和降本增效
非化石能源在新型能源体系中将逐步提升到主体地位。多年来，我国全面推进“沙戈荒”大型风光基地、海上风电基地、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等的建设，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取得明显进展。在负荷中心及周边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分散式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并鼓励就地开发、就近消纳。推进水电基地建设，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发展沿海核电项目，推动模块化小堆、高温气冷堆、快堆等先进堆型的示范建设，积极开展核能供热、供汽、制氢，热法海水淡化等综合利用示范。大力推动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工程；推动地热发电、供热、制冷等的规模化利用。完善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绿电生产和供应能力。坚持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集中式与分布式并重、陆上与海上协同、单品种开发与多品种互补并举。发展虚拟电厂等智慧能源，提高能源供应与消费的平衡水平。
新型储能作为新能源发展的配套和支撑，重要性不容忽视。从技术角度看，主要包括物理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电气储能、热储能等[17]。物理机械储能涵盖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与飞轮储能等；电化学储能按正负极材质分铅酸电池、锂离子电池、钠硫电池与液流电池等；电气储能包含超导储能与超级电容储能；化学储能有电解水制氢储能、合成天然气等储能；热储能包含熔融盐储能与储冷等。抽水蓄能和锂电池储能是当前储能产业中的主流技术。在存量储能装机中，抽水蓄能占比最高。储能分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储能。电源侧储能是“清洁电量搬运工”。电网侧储能因响应速率和调节速率快、调节精度高，对电网安全稳定起保障作用。用户侧储能是满足用户从“用上电”向“用好电”升级的必然选择。加快新型储能多元化、规模化应用，拓宽应用场景。提高储能技术自主可控水平，随着储能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成本逐步下降。新型电力系统中，电源侧将以新能源为主体、多种电源互补的格局；电网侧表现出柔性化、智能化、大电网与分布式电网并存的发展态势，用电侧具有负荷柔性、绿电消费比例高、调节能力强的特征，储能侧形成多时间尺度、多类型储能协同运行能力不断提高，以保障电力系统动态平衡。
4.4 要给未来能源和终极能源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
促进多类型能源融合发展。发挥化石能源的基础保障作用，推动典型地区或流域“水风光储”一体化，深化水电和其它新能源的协同发展。优先利用存量电源，精准优化电源规模配比。统筹考虑各种类型能源的经济性，避免产能过剩及不合理、不成熟的技术过早产业化。发挥火电的灵活调峰优势，平抑风电光伏出力波动，化解风光电不稳定及其伴生的一系列难题。推动核电与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耦合共生。加强特高压、超高压骨干网架建设，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适应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加快构建以电网为枢纽的综合能源系统，实现电力与氢、气、热、冷等类型能源的深度耦合。除寻求“用炭不排碳”的安全高效、清洁低碳利用化石能源外，尚需在蓄能、智慧能源等方面“补短板”，促进供应端多元化低碳化、用能端高效化柔性化、枢纽端数字化智能化。
未来能源结构取决于资源禀赋和技术进步。短期看，要发展集风、光、水、火于一体的现代能源基地，以电网为枢纽，促进电、气、热、冷等的深度耦合，提高能源系统安全性、灵活性和综合效率。既要推动现有技术应用，保证化石能源作为安全保障基础；也要大力培育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为未来的能源革命奠定基础。在油气、氢能、储能、核聚变能等方面一旦出现颠覆性新技术，将极大改变世界能源供需格局。如深水海域、地下深部、极地、非常规能源是油气增储上产、安全供给的重要方向[4]；不仅要加强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还应积极参与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合作。随着石墨烯、纳米超导材料等新材料的电解制氢技术的突破，氢也有可能部分替代化石燃料。
发挥核电清洁基荷作用[4]。我国已形成具有自主品牌的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等三代压水堆和具有第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要围绕提升核电技术装备水平及项目经济性，开展第三代核电关键技术研究集成，建立标准化型号及其谱系；开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超）高温气冷堆、熔盐堆等新一代先进核能系统关键核心攻关；开展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核电站长期运行、延寿等关键技术研究，推进核能全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如果人造小太阳技术取得突破，核电比例上升将成为必然。开发利用海洋能，推动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等在海洋资源开发、海上能源供给等方面的应用；探索并评估海洋天然冰的开发利用前景，为能源开发范围的拓展创造条件。
5 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的制度保障
以新质生产力驱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既要从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有实践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要将新质生产力回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实践中去，而不能本末倒置，只重视培育新质生产力而不落到用于指导新的实践。在实践中产生并回到实践中去，两者相辅相成，循环往复，不断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完善。
5.1 创新技术攻关制度安排，保障能源产业链自主可控
加快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步伐，发展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构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能源技术变革趋势，高度重视能源技术变革的重大作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慧化为手段，推动能源系统与“云大物移智链边”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攻克关键共性、前沿引领、现代工程、颠覆性技术，打造自主可控的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开展绿氢制储运、氢氨耦合、风光火储一体化运行、低碳零碳燃料掺烧、钍基熔盐堆、煤基新型可降解材料、新一代CO2经济捕集等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超前谋划布局超导储能、核聚变、深部地热、高性能碳纤维等技术研发和典型应用场景建设。以用户负担得起、负的外部性最小化、公众获得高质量普遍服务为导向，构建系统高效、成本合理、用能公平的普惠体系。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接续实施油气领域科技重大专项，研究部署新能源领域的科技攻关项目，加快研制煤炭智能柔性开发、清洁高效利用、碳循环经济、深水/超深水油气勘探开发、非常规油气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化并网与远距离/跨区域输送、规模化储能等方面的关键技术装备。推动能源绿色低碳技术突破，锻造能源技术装备长板。加快现代信息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能源设施数字化，实现源网荷储互动、多能协同互补、用能需求智能调控，加快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提升覆盖全链条和全过程的智慧化管理能力，为能源优化组合和资源最佳配置提供决策支持。
5.2 坚持两手发力，形成新型能源体系构建和运行的长效机制
坚持深化改革，破除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宏观管理与调控作用，构建能源治理体系。深化油气体制改革，放开油气勘查开采市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和退出机制。改革完善油气管网运营机制，实现管输和销售业务的分离。稳步推进售电侧改革，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提高电力生产和消费的动态平衡水平。培育配售电、储能、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等综合能源服务主体。推进能源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激发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动力。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口原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加大重要能源领域和新兴能源产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加强人才、教育、科技一体化建设，形成多元市场主体共同参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格局。
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多元化投融资支持机制。拓展市场化投融资途径，将低碳能源项目纳入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范围。创新适应清洁低碳能源体系特点的绿色金融产品，加大对具有碳减排效益好的项目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碳中和债等绿色债券。建立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本质是向市场主体发出碳排放需要付费、碳减排可以获益的信号。完善能源供应保障机制，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稳定可靠的能源供给支撑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用能需要。加快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推动煤炭和电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中长期、现货和辅助服务市场的衔接，完善煤炭长协和电力中长期交易机制，有序扩大电力现货市场规模。健全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推动实现转型成本公平分担和及时传导，引导各类经营主体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绿色低碳视角重新审视传统能源开发利用方式、传统能源生产利用过程重塑的可能性及关键环节，做好综合协调和权衡，使工作有抓手，规划项目能落地，结果可显现、可考核，为国家繁荣、民生改善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5.3 开拓能源转型国际合作对话共赢新局面
在双碳背景下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为国际共识。要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以“一带一路”为重点，不断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提高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能力，不断取得海外产能和资源合作成效。要坚持维护高水平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建设和运营好“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发挥我国新能源技术装备产业的比较优势，建成一批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合作项目。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建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加强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能源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开发利用绿色能源、讲好能源转型发展的中国故事。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从国家发展全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框架出发，要顺应绿色低碳发的展国际潮流，以世界标准、国际眼光进行全面规划、顶层设计，增强能耗和碳排放统计基础，建立准确可靠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台账，并与国际接轨。落实鼓励外商投资目录，吸引和引导外资投入清洁低碳能源产业。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创新驱动，开创能源对外合作新局面，以能源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周宏春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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