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生态经济》2024年第7期，复印报刊资料《生态环境与保护》2024年第11期转载
文/ 周宏春
摘要：论文讨论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演进，从新发展理念、产业载体等角度对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大判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动员或对绿色发展的强调，在此基础上提出绿色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对新质生产力特别是绿色生产力可以驱动、支撑和赋能的重点领域进行了详细研讨，提出了绿色生产力可以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并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可以支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构建，可以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可以让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拉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最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解决的需求角度提出应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以及提高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等。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内涵演进，产业载体，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07(2024)07-013-07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并赋予了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底蕴和鲜明特质，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泉。要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的关系，加快驱动和有力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
1、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演进
理解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就应当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在中国的演变过程。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2]新质生产力，“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1]，是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代表了生产力的跃迁，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生产力的内涵外延在不断丰富。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纵观人类生产力发展史，农业经济时代虽历经数千年，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均不高，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较简单，人类生产力总体水平还较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迅猛发展。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外延式扩张，人和自然关系极度紧张，因而不可持续。展望未来，包括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在内的高新科技融入生产力的三个要素，出现了大量新业态、新职业，产生了平台企业等新的组织形态[3]，形成了“外包”“众包”等新的劳动方式，“算法”“算力”等新的劳动工具对生产过程及其效果产生巨大影响。生产力全要素极大提高，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从我国实际看，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动员社会各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现代化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科技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提到新的高度，认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把建立创新型国家放在经济建设若干重大举措之首[4]。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理念是生产力跃升之先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创新不仅为新发展理念之首，也与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创新起主导作用异曲同工。新发展理念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需以创新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发展的合适速度、效能和可持续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并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样，绿色发展理念也与其他理念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例如，推动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仅要求是绿色的，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有利于解决发展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在对外开放中，要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以高水平开放的姿态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加大就业、教育、社保、医疗投入力度，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与生态惠民、生态富民的目标一致。
新质生产力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1]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改善，也要求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效率更高，要求经济发展的资源利用效率更高；更可持续，要求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协调，形成良性循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成本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从中国高质量发展要求出发的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新时代全面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布局[5]，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2、绿色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及其甄别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是驱动绿色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和推动力，绿色发展也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发展方向。绿色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下的发展，不能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取得一时一地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既强调生态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也强调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性；既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也强调不能只顾生态环境保护而不发展经济。这就要通过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发展方式创新等途径，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依据“十四五”规划纲要、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以及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工作部署，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关系可以简化为图1。
由图1可知，“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大判断，是从我国发展的当前现实出发的政治宣示或对绿色发展的进一步强调，而不是技术层面关于内涵“是与否”的界定。从根本上说，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绿色低碳为出发点，因为这是世界发展趋势。正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一样，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应有之义，因为生态环境是最大的公共物品；正如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排在最后却强调要放在突出位置一样，因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不能被忽视。从我国当前实际看，经济发展正由粗放式向集约化转变、由要素投入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强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美丽中国建设，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发展的载体，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载体包括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是解决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的压力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之策，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绿色生产力的驱动和支撑下，我国绿色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经济“含金量”和“含绿量”明显提升。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企业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出发，研发更高效的生产技术、工艺和产品，减轻了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健全现代产业体系，将创新成果应用到产业链乃至供应链上，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超过一半，历史性地超过火电装机；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生态环境“十四五”重大工程台账系统纳入项目1.2万个，完成投资6000亿元，不仅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治本之策，而且也拓展了发展潜力，增强了发展后劲[6]。同时，绿色发展更加关注公平性、公正性和共享性，让绿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绿色生产力是发展与保护协调的先进生产力。绿色发展本质上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而这恰恰是世界性难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前30年以年均约10%的速度高速增长，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增长方式粗放带来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由从属关系走向相互融合、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关系，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绿色生产力注重资源的高效利用。从经济学角度看，提高效率就是用同样资源生产更多产品，或生产同样的产品用的资源越少越好。从可持续角度看，矿产资源开采量要小于新增储量、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量小于再生量。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推广应用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及其供应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效率提升可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可以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通过创新要素集聚，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战略任务落实到位，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共享发展。
绿色生产力注重环境的承载力。从经济学角度看，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要小于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或环境容量。换言之，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治理恢复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环境优化不仅有益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加强环境治理，改善环境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必要条件。绿色生产力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劲科技动力，美丽中国建设也将激活更多的绿色生产力。
绿色生产力注重气候的友好性。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碳中和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世界140多个国家签署了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并纷纷制定了碳中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我国也在积极稳妥实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要实现2020年9月向国际社会宣布的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重中之重。化石能源在加工、燃烧、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绿色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关注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在造福国人的同时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以展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担当。
绿色生产力注重发展的持续性。从供给侧看，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不仅为企业工艺流程改造、技术升级、绿色产品创新创造提供了空间，也为降低资源能源消耗规模和强度提供了新路径。例如，以数字技术，如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等作为生产工具，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要素，以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在能源生产、转化、传输、存储和消费过程中，“实现资源最小化利用、减污降碳协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多赢”[6]。绿色生产力，不仅关注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和共同富裕，也为后代人留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
3、新质生产力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赋能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思考、梳理、挖掘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1]我们要从企业到产业、行业，从地方到中央等层面进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热点、难点、堵点和盲点问题研究，使之起到驱动和支撑我国绿色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不至于不知所云，“不知道怎么落地”。换言之，“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是理论问题，需要用以指导我国绿色转型发展的新的实践。
3.1 绿色生产力可以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途径包括优化结构、提高能源转化效率、提高终端用能水平、发展碳汇产业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的赋能对象应围绕上述方面展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能源转型目标和任务，本质是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的前提下排放尽可能少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绿色生产力的驱动和支撑，实现传统能源开采最大化、能源转化效率和利用最大化、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最小化。要以减污降碳协同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保障供应前提下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合理发展天然气，安全发展核电，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增加绿色氢能供应[7]。能源结构调整优化，要求提高优质能源比重、降低劣质能源比重，这是一个缓慢过程，犹如在“有没有”阶段要多吃粗粮，到了“好不好”阶段要多吃细粮精品一样，要使用非化石能源以满足新增能源需求、替代化石能源消费量。
从我国煤多油少气不足的能源禀赋出发，推动煤炭高效清洁低碳利用十分重要。煤炭要实现绿色开发、清洁高效利用，从燃料向原材料转变，污染型向环保型转变，高危行业向安全型行业转变。要研发和推广应用化石能源开发、转化和利用中的先进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如煤基催化助燃技术可显著提高煤炭燃烧效率，“液态阳光”“等离激元”等技术可将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碳转变成为燃料，低品质煤炭可用微波能技术提纯提质，这些技术值得关注并推广应用。要以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促进和支撑太阳能、风电、生物质能、氢能等绿色能源和新型储能方式的健康持续发展。“生物质能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第四大能源，如能充分利用，可替代17%～24%的能源消费。”[8]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荷储一体化，提高消费端电气化水平，实现能源管理数字化、智能化。
要在发展中降碳，在降碳中发展。加强工业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夯实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谈不上社会和谐稳定；以工业现代化为支撑，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推动制造业不断迈向绿色低碳、创新引领、智能制造、现代供应链、智慧物流、专利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将发电、钢铁等余热用于清洁供热，以提高热效率、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任务的完成，建筑能耗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不断提高。要建设绿色建筑，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实现建筑能源系统的电气化、光伏建筑、柔性用电系统集成，以免被高碳“锁定”。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大力推进汽车、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的电气化、低碳化、智能化；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科学布局交通运输设施，高速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铁路站点、民用机场、港口码头、物流园区等绿色化改造以利于新能源交通工具的规模化应用。持续实施公交优先战略，鼓励公众绿色出行，以尽可能少的能耗支撑人员和货物移动需求。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发挥海洋、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实现节地、节能、节水、减材、减污和降碳的有机统一。
3.2 绿色生产力支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建立健全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既是来自实践的总结提炼，又要用于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实践，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重要途径。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信息化是引擎和翅膀，大数据是智能化的基础，绿色生产力是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1]现有产业体系绿色转型，是绿色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新动能。推进传统产业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加快数字赋能、节能降碳，统筹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锻造产业竞争新优势。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持续推进，能源资源需求仍会保持刚性增长，破解减排技术进步、减排目标实现与制造业占比稳定之间的“三元悖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做强绿色制造业[9]。制造业提供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绿色制造是资源效率高、环境影响小、气候友好的制造，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现代化制造模式。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应“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既要立足现实基础，打造高效绿色产业集群，促进企业集群、产业集聚、发展集约，又要加快节能降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并支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既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要将绿色低碳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造绿色低碳能源系统、生产系统、消费系统，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布局未来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10]，要求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大重点方向，在人形机器人领域要突破机器人仿生感知与认知、智能灵巧手、电子皮肤等核心技术；脑机接口要突破脑机融合、类脑芯片、大脑计算神经模型等关键技术和核心器件，探索在医疗康复、无人驾驶、虚拟现实等领域的应用场景；超大规模新型智算中心要突破GPU芯片，建设超大规模智算中心，满足大模型迭代训练和应用推理等发展需求；在第三代互联网领域，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通重点行业与领域各主体平台数据，加快研究第三代互联网数字身份认证体系[10]。总之，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把创新作为驱动力，把企业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现代产业体系。
3.3 绿色生产力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
构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美丽中国建设治理体系，以及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科技支撑体系，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生态文明建设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地球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在自然界中生产、生活和发展，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西方国家工业化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保护”的过程。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代价高昂的发展道路。只有采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我们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发展阶段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彰显了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辩证统一。我们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自觉把人的经济行为限制在资源环境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攻坚克难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目标承诺和自主行动等关系[11]，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生态环境治理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海陆空不同污染物、噪声、辐射等指标采集并及时做出反馈，并给出合理的治理方案。以产业化方式治理生态环境是国际通行做法，也是行之有效的。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出现新形势新情况，如地方成立国有环保集团，2023年环保上市公司出现较大面积的亏损等。因此，必须转变思路，从原来希望快速降低污染物排放转向以较低的投入实现环保设施的高效运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绿色科技是赋能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发展新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
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蓄能站”。培育生态产品，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催生出新产业和新业态[12]。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和碳库，这是总书记对森林具有多重效益的重要论述，更是对森林发挥改善民生福祉作用的充分肯定[13]，要认识森林系统在国家生态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与作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绿色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注入新动能。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有赖于数据资源的采集、流通、集成、共享和综合开发利用；而加快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可以为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供“新赛道”。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能源消费低碳化、产品供给绿色化、产业结构高端化，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3.4 绿色生产力让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拉动经济绿色转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国内国际经验均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领域的能耗和碳排放均会增加。推动绿色消费，如购买节能型家用电器、节水型马桶、电动汽车等，以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从需求端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引导供给端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对于绿色生产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正是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本意。积极倡导绿色消费方式，通过培养消费者的低碳认知以增强消费者对碳中和的理解，培养绿色消费价值观。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群众生活的支撑点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增长点。完善绿色产品认证采信推广机制，方便公众获取产品绿色生产的相关信息，更好地将绿色理念融入消费习惯中。构建生活垃圾分类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并利用相关激励政策，促使消费者转变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语言宣传资源节约、保护环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知识，增强全社会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使人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进而推动全社会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把美丽中国建设转化为全民的自觉行动，为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风向标”[12]。
4、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长期而且重要的因素，经济发展过程也是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持续优化支持绿色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工具箱，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保障。
一是完善绿色生产力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完善财税、投资、价格、金融等激励政策，并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打造绿色金融机构和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要认识和把握自然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单元的独特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改革，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难点和卡点，让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完善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制度安排。
强化政策间的协同。在快速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往往是相互独立甚至对立的。随着我国步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需要不断调整优化，强调发展与保护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要在完善制度、健全机制、激发活力、增添动力上等方面加大力度，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理念要纳入产业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的规划、实施方案之中，提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不断完善地方性法规标准体系，加强环保标准与产业政策的衔接，健全生态环境执法和刑事司法联动机制、信用评价制度以及可持续发展（特别是ESG）的信息披露制度，产生相向而行的政策集成效应。
二是推动和支撑发展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科技创新将重塑生产力要素组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演进。要以绿色技术创新为原动力，推动节能减排降碳技术取得前沿性和颠覆性突破。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快绿色技术创新项目落地。202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4]。我国基础研发投入仍是短板，虽然总体上相当于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2022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4%，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为6.57%。即使“十四五”目标要达到8%左右，与发达国家15%的水平仍然相差较大[2]。因此，应提高基础研发投入，对标发达国家基础研发投入比例，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走在前”，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创新的结果，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又带来生产力的跃迁，显著加快了产业变革、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逐步提高，在载人航天、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具备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条件。未来，我们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先进技术产业化为导向，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从0到1的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破解“卡脑子”“卡脖子”“卡嗓子”等难题。必须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围绕新型工业化和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创造，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三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导向作用。要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环境规制创新。需要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绿色技术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的融合，从源头为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积极探索和不断完善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机制，深化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并与碳排放权交易衔接，推动要素向优质项目、企业、产业及营商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和集聚。培育和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范围。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积极探索推广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环境托管服务等新模式。健全全国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立健全碳排放核算和计量等制度，使碳交易的定价更为合理，企业碳交易更加有效[2]。完善财政、生态补偿机制、绿色金融、政府绿色采购等手段，进一步激发企业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促进绿色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四是推动绿色消费，拉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深化经济主体和社会公众对绿色低碳产品的认知，引导企业和公众主动寻求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政府要制定政策，激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和生态环保技术创新；企业应积极探索和实践绿色发展模式；科研机构应加强环保技术研发和创新。通过广泛融合，共同推动绿色发展。要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健全要素参与分配的有效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和数据等战略资源的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聚焦新基建、新平台、新产业、新环境全面发力，通过发挥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略）。
中经总网·中经在线
世界品牌研究院
世界品牌研究（工作）办公室
（备案编码：11010910200873）
联合报道
发布：中经总网·中经在线
总编审：王海珠
总监制：熊辉
编辑：郑建华 刘信春
本网智库专家推荐：周宏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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