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鄱阳湖学刊》2024年第1期
作者：周宏春
摘要：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优势独特，因“同饮一江水”而联系起来并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文明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宗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基础、城市群带动、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和科技人才支撑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同时也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跨区协调体制机制和利益机制尚未健全、条块分割问题严重、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等挑战。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上下更大功夫，夯实发展基础；推动经济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挖掘发展潜力和后劲；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保障供应链安全；率先谋划布局，在“双碳”目标实现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未来需要完善政策体系，发挥规划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政府主导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途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同时坚持高水平开放，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2016—2023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长江沿线视察，亲自主持召开了4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对于长江经济带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健康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历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都强调的内容。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既强调要把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又强调不能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方式取得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而是要让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夯实绿色本底，即着眼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出发，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和源头治理。要大力实施《长江保护法》，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下更大力气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夯实共抓大保护的自然基础，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依托优美风光、人文底蕴、特色产业，集聚创新要素，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形成整体合力，将长江经济带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带、东中西互动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从而为世界文明发展树立中国形象和典范。
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比较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既有其比较优势，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比较优势
一是自然资源优势。习近平指出，“无论未来长江经济带怎么发展、发展到哪个阶段，都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长江全长6300余千米，源于青海唐古拉山，流入东海，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也是中国水量最丰富的河流，年均水资源总量9960亿立方米；还是重要的生态宝库和生物基因宝库；更拥有储量大、种类多的矿产资源，闻名遐迩的旅游资源，以及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长江可通航万吨级货轮，其水上运输运量大、能耗小、排放低等优势明显，经过航道整治，已成为世界上最忙碌的水上“高速公路”。2022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5.9亿吨，连续18年位列世界内河航运第一；不仅有赣江、汉江、湘江等支流，还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向铁路干线交汇。按《“十四五”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要求，沿江大通道建设基本完成，“轨道上的长三角”日渐成型，承东启西，承南接北，通江达海，交通通达能力持续增强且在优化。
二是经济发展基础优势。长江经济带连接东、中、西三大区域九省二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1%以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长江流域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2015年的45.1%提高到2022年的46.5%，是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沿江地区的粮棉油产量占全国40%以上，农业基础地位重要，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传统工业汇集于此，制造体系相当完整，是“世界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农业、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各具特色。近年来，长江流域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占全国比重持续稳定并略有上升，其中中西部更是突出，成都、合肥等地的增长速度尤为亮眼；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疾，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产业、技术和工艺逐步淘汰，转变发展方式成效显现。以往的发展成就，成为长江经济带进一步发展的起点。
三是城市群带动优势。长江经济带东有长三角城市群，中有长江中游城市群，上游有成渝城市群，约6亿人“同饮一江水”。从世界发展历程来看，城市是人口、能源、交通通讯、食品消费等的集中地，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动力源泉，也是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高地”。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GDP总量持续上升，增长带动作用强。自2018年至2022年，下游的沪苏浙皖四省市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24.1%，中游的赣鄂湘三省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11%，上游的云贵川渝四省市经济总量占全国GDP的11.2%。三大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在缩小：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经济总量在长江经济带中所占比重从2018年的52.3%下降到2022年的51.9%，长江中游地区赣鄂湘的占比从2018年的23.9%上升到2022年24.0%，长江上游地区云贵川渝的占比从2018年的23.8%上升到2022年的24.1%。推动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培育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城市群及其支点，无疑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增长极和增长潜力之所在。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优势。曾几何时，长江沿岸污水乱排、过度捕捞、挖砂采石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常见，一度面临生物多样性下降、湿地河湖退化、水土流失、石漠化等生态问题严重的局面。而今，人们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长江保护法》成为中国首部流域法，长江大保护迈入法治化轨道。依法治江、护江、兴江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和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初步建立，实现了由水污染治理为主向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理和统筹推进的转变，一轴水清、岸绿、环境美的生态画卷渐次展开。2022年，长江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占比达98.1%，干流连续3年达到Ⅱ类水质标准，1137座尾矿库得到有效治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78.1%；沿江省市森林面积9047.5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4.08%，比2013年增长2.83个百分点；河湖湿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0%。“下好一盘棋，共治一江水。”长江沿岸天在变蓝、山在变绿、水在变清，化工厂少了，岸线变美了，“一江碧水向东流”成为现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初步呈现。
五是生物多样性优势。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自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成效明显。长江中的常规鱼类、特有物种、迁徙鸟类等，均出现止跌回升的向好态势。《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2年）》显示：江豚自然种群数量从2017年的1012头增长到2022年的约1249头；重点水域监测到土著鱼类193种，比2020年（同监测点位）增加25种；多年未监测到的稀有鱼类在中下游干支流和通江湖泊多个水域出现。2022年，长江干流、洞庭湖、鄱阳湖等通江湖泊，以及大渡河、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和汉江等支流的生物资源、重点保护物种、栖息生境、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等均出现向好态势。东洞庭湖保护区实施沉水植被恢复、候鸟栖息地改善等生态修复工程，白鹤、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种从“稀客”变为“常客”。
六是科技人才支撑优势。长江经济带人才荟萃，科教事业发达，管理协调先进，集聚了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9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90个国家级高新区、16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67个企业技术中心，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一条联通上中下游的“科创走廊”，以及一批有竞争力、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能。2020年长江经济带专利授权量达164.7万件，占全国的46.8%。各地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为蓝图，根据以保护为主、以发展为要的原则，纷纷设立河长制湖长制，跨区域、跨部门合作越来越多。以最小的人工干预进行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1+N”生态环境规划政策体系及负面清单得到有效执行，“三线一单”得到全面管控，“一市一策”流域生态环境智慧决策平台相继推出。其中，江西赣州市完善“过程严管”监督体系与“后果严惩”责任体系，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开辟了流域治理的“三化模式”。
（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仍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取得的成效还不稳固。受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生物多样性下降、气候变化风险加大等影响，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难点与挑战。
一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长江流域跨越青藏高原、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阶梯，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生态系统特征差异较大。各地发展不均衡：下游整体迈入了工业化高级阶段，中上游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发展水平东部地区高西部地区低，中心大城市高中小城市低；既有发达的长三角，也有欠发达的川滇黔，甚至还有刚脱贫的片区。生态功能区属性不同，发展目标任务不同，利益诉求不同，部分地区开发建设强度超出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任重而道远。
二是发展不协调问题凸显。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基础好，但传统发展方式惯性大，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分布广泛，机械、冶金、汽车制造、服装加工等行业大量存在，污染物排放总量大，需要大量资金、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岸线开发利用粗放，存在环境风险和生态隐患，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治理恢复的局部性矛盾突出。内陆区、边缘区发展不充分，刚刚脱贫的片区发展愿望强烈，均需防范发展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改善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整体性提升有赖于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统筹推进，因此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联动提出了很高要求。
三是跨区协调体制机制不够健全。单一部门、单一要素的管理方式盛行，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尚未建立起公平高效的协调机制。长江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执行“走样”，同一地区不同专题规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既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之间相关事权、责任、财力之间的合理划分，也涉及政府与企业、居民家庭之间的生态环保治理责任的划分。当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仍普遍存在，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以及居民形成统一认识和合力的难度不容忽视。
四是利益机制尚未健全。政府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主导作用，但经营主体和社会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有待加强，尤其是尚未形成有效的商业运作模式和投资回报机制。尽管长江沿线各省市均出台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补偿措施，对纵向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起到一定补充作用，但市场化、多元化的横向补偿机制和全流域整体均衡的利益合理分配、共享机制仍亟待建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暨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等横向联系制度大多为软性约束和临时性机构，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等常设机构统筹协同只是专业性的，存在功能碎片化和相互抵消的可能。
五是条块分割问题严重。九省二市涉及的地方政府部门多，各级政府、各部门形成不少进入壁垒，阻碍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区际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下。一是部门多，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林业、地质矿产、农业、海洋等部门。二是事务多，涉及水、路、港、岸、产、城等多方面，纵向的责任分工相对清晰，横向联动相对薄弱。各地政策独立、自成体系。由于政策理解和执行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各界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演化还缺乏清晰、准确的认识，资源空间配置与优化难度较大。
六是基础性研究相对薄弱。长江经济带地域广阔，因跨区域创新合作以政府为主体，科技、人才资源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未形成多层次、多领域联动合作，亦未建立全流域范围、生产力布局、产业竞争合作的相关激励政策。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参与程度不高。相关监测和研究力量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既缺乏自然生态要素、长时间尺度的相关研究，也缺乏生态环境本底数据库、统一标准和共享机制，数据存储机制、共享机制和整合接口尚未形成，尤其缺乏对长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完整系统分析。
二、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的基本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国家相关部门和沿江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划、行动方案和政策措施。长江沿岸各省市从“靠水吃水”到“护水管水”，从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到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从“关改搬转”破解“化工围江”到整治码头无序扩张推进岸线复绿，从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到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一）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关系十分重要。生态环境是公共物品，只有沿江各地都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长江经济带沿江各地因“水”而连成整体，如果有的地方保护、有的地方不保护，有的企业保护、有的企业不保护，长江水就不能变清，长江的生态系统就难以恢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绿色发展仍然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任务。绿色发展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下发展；既要强调生态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也要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既不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也不能只顾生态环境保护而不发展经济。如果经济不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就没有资金来源，人民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发展是硬道理，污染环境的发展没有道理，可持续发展才是真道理。长江经济带只强调生态优先还不够，必须将绿色发展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
长江经济带发展依赖于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完全到来，尚存在一些难点和挑战。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迎接挑战，化压力为动力，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打好绿色长江建设的主动仗。
一是要加强分区管控。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综合考虑防洪、生态、供水、航运和发电等方面的需求，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刚性约束，严格执行准入清单，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对已经划定的重要生态空间要优先保护、严格保护，巩固好长江“十年禁渔”成果，筑好筑牢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构建江湖关系和谐、流域水质优良、水土保持有效、生物种类多样的生态安全格局，要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创新示范带。
二是要解决紧迫环境问题。要兼顾江河湖泊丰富多样的生态要素，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独特作用，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点前移，从源头上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化重点领域污染治理，加强大气污染物综合防治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行业整治，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水源地，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力度。通江湖泊水体中鱼-水草-水中营养物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十分重要：鱼多了，水草就会少，水草少了也就不能吸收水体中的营养物质，其本质是利用自然界熵增和生态系统熵减规律来改善水体质量。要大力推进工业园区污染集中治理和循环化改造。在废弃物处理利用上，可把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厂淤泥、农林废弃物等集中起来，通过厌氧发酵生产沼气净化用作新能源汽车能源，实现新能源生产-污染治理一体化，支撑和服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三是要强化生态保护修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的足够时间和空间；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之间的矛盾，强化国土空间合理开发与保护。实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以及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构建中上游生态屏障。推动左右岸联动、上下游协同、干支流互动，建立健全长江岸线开发利用和保护协调机制，促进长江岸线有序开发，提高集约利用水平，保护岸线原始风貌。只有减少人为不科学干预，才能以自然恢复为主，也才能更好恢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只有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勇于攻坚克难，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的有机统一。
（二）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发展阶段形势使然。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升级的途径主要有：
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智能制造、新业态等新质生产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采用什么方式淘汰落后可谓见仁见智，有人强调“一刀切”，有人希望“切一刀”，有人希望政府发挥作用，有人认为市场可以发挥基础性作用。用U型价值链曲线描述产业升级途径，包括提升底部、延伸两端、替代先行三种。提升底部就是要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延伸两端，包括向左端延伸和向右端延伸：向左延伸是要形成更多专利、知识产权和企业标准；向右延伸是要紧盯市场、占有市场、创造市场、引导市场，创造品牌，提升竞争力。因此，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同时配置资金链。替代先行可从进口（境外输入）替代做起，从配套做起，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势领域锻长板，延伸产业链耦合补短板，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积极发展绿色技术和产品，缓解“卡脖子”技术和产品制约，增强发展潜力和后劲。
二是发展生态经济，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加快钢铁、冶金、机械等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成效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平衡。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绿色低碳为导向做加法，以能耗排污为标杆做减法，开展生态设计，推动轻量化、去毒物、碳减排；采用先进适用的节能低碳环保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电子信息产业、数字经济、节能环保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补链延链高端化；淘汰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落后技术、工艺和产品，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将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犹如“打麻将”，将上家打出的“废牌”，或“吃”或“碰”变成原料。打造乡村产业链，建设绿色智慧物流园区，发展电商和智慧物流，通过生产智能化、分工网络化、产品定制化和过程绿色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实现效率变革和绿色转型升级。
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应积极实践、勇于创新，率先探索把需求牵引和供给推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跨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构建统一开放有序市场。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关系，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江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要坚持创新驱动引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工业技改，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航空、电子信息、中药、装备制造等新产业新业态，培育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开辟新赛道。要统筹推进“五河两岸一湖一江”系统治理，联动南昌、九江对接并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九江高标准建设重要节点城市，健全完善赣江新区管理运行机制，加快浙赣边际合作（衢饶）示范区建设，打造长江中游增长极。
（三）推动优势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并保障供应链安全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以及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要深化产业链协同耦合，通过平台发布产品简介和供需等信息，自主匹配上下游企业联动，构建产业生态，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一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加强产业链协同合作，以点串线、以线延面、以面连片，实现产业链补链延链强链。在“链长制”协同的基础上，打造中心城市之间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等领域的纵向链接，实现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耦合，推动形成开放式、横向互补的分工联系网络和产业集群。加大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支持力度，实现制造业“链”式增长。搭建创新平台，培育创新主体，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气候友好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二是发展数字经济，抢占未来制造业制高点。完善绿色智能制造体系，建设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服务化为导向，利用数字技术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通过监测等途径获取数据、传输和云计算，促进企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产业园数字化，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聚焦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突破产业发展技术瓶颈制约，实现从传统制造向绿色智能转型、从工业园向绿色智能园转型、从传统产业供应链向绿色智能供应链转型、从传统产品开发向绿色智能产品和服务转型，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加强企业协同配套。协同不是平均用力，而是取长补短、各展所长，是锻造长板、补齐短板。要注重培养一批具有主导力的产业链“链主”企业，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一流世界企业。浙江探索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链“双链长制”，让发达地区与山区二十六县对接。如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结对共建，推动产业链项目向丽水延伸，实现产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不仅缩小不同地区发展差距，也不断提高整体竞争力。2021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揭牌成立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个重点领域产业链联盟，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联盟覆盖长三角范围内的专用车、氢能、电机、智能网联等会员单位500余家，连点成链、由链及面，推动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支撑。
四是推进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加强创新资源协同配套，为高质量发展装上创新“新引擎”，积极布局新领域新赛道的颠覆性技术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吸引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将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提升科技前沿领域创新能力。要促进大中小型企业融通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扩大工业产品需求空间，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建设一个动能更强劲、活力更充沛、魅力更无限、前景更广阔的宜业宜居家园。
（四）率先谋划布局，在“双碳”目标实现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我国已向国际社会宣布“双碳”战略目标，国家层面“1+N”政策体系亦已面世，关键在于落实落地。“双碳”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考量，是质量、能效、环保等标准之外的一个管理抓手。“碳中和”成为合作和竞争的焦点，不仅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战略目标，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绿色援助和合作重点。各国均在积极布局绿色低碳经济，世界“碳中和”战略将带来国际产业和金融格局的重塑。
“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将引发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并为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带来新机遇，如引导国际绿色资本流动、人才与就业、绿色产业与可再生能源创业投融资等。各国出台激励政策，向企业提供财政和税收优惠支持，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及其产业化投入，发展绿色产业基金并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促进产业全面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各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主要以信贷资源、政策资源、机构资源、市场资源、监管措施等为主，ESG投资成为热点。发展中国家在绿色低碳转型、绿色经济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压力。
要推动能源全链条革命，在生产端构建安全清洁低碳高效可持续的能源体系。在能源生产端，煤炭要发挥兜底和保障作用，煤油气要控量增效，加快提升非化石能源占比；在能源转化过程中要实现可利用能的最大化利用；煤炭行业需要有“伤筋动骨”的转型举措，从勘察、开采、加工利用、废物处理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入手，推动煤炭由单一燃料向燃料+原料转型，实现绿色化、大型化、规模化、集约化、低碳化和智能化发展。在消费端，要优先节能提效，优化电力源网荷储用关系，促进能源与信息、数据的深度融合，实现风光互补、区域互济、电力生产消费平衡，保障能源安全。
节能是成本最低的碳中和路径，不仅要加大工业、交通和建筑节能力度，还应发展“光伏发电+建筑物”一体化，提高电力消费比重。通过余热利用、温度对口、梯级利用或生物质制氢等方式，提高工业领域电气化和低碳化水平；推动新能源车逐步取代燃油汽车，大幅提升轨道交通、航空、航海等电气化水平。要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形成布局合理、链条完整、功能协同、竞争力强的新发展格局。可由热泵提供低品位热能以提高效率，减少日常生活中的浪费行为。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要考虑经济性，节能等成本低的工作应优先推进、循序渐进，并研发利用颠覆性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
（五）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应对气候变化发端的碳中和、信息技术应用兴起的电商、交通网络建设带来的货物运输便利以及共享经济的模式创新，为梯度转移、比较优势等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例如：荒漠化地区的农业发展面临水资源制约，却成为光伏+等产业模式的兴起之地；高碳排放的水泥行业布局不一定会出现“梯度转移”局面；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消除了“信息不对称”障碍，使商品生产和消费更加平衡与对接；电商的发展改变了物流“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运输限制；高铁的快速发展也将改变人口分布，而共享经济的模式创新使物流成本明显降低。所有这些，共同构成区域发展格局重塑的重要因素。
强化产业协同，既要各展优势，加强横向协同布局，推动产业协同发展、错位发展、联动发展，又要优化生产力布局，强化产业链纵向协作，将企业整合到产业链上，集各地之所长，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链高效运行。要支持先进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合作共建园区，建立产业分工与专业化合作机制、产业聚集与扩散机制，促进欠发达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内生发展活力，将长江经济带建成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区域合作的协调发展带，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支撑。
要强化区域协同。“沿江省市要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在全局上谋势、在关键处落子。下游省份产业升级“腾笼换鸟”，不能把“好鸟”换进来，把“坏鸟”转移到中上游。必须立足实际，发挥各自优势，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并提高效率；综合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的有机联系，推进长江上中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以及江河湖库的统筹协调。要整体谋划和建设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加强交通网络的相互联通和“公水铁”等运输方式的相互衔接。
协同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集聚，更是上下游企业的配套对接。例如浙江嘉兴桐乡经济开发区集聚了近百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其中从事汽车装备生产的双环传动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经常跑到数百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订购所需的包装箱，而隔着两条街的浙江正基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就生产这种包装箱。在有关部门牵线下，双方一拍即合、建立合作。
要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来拓展空间。一是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把保护传承弘扬作为城市创新建设的重要抓手，“建设一批具有自然山水特色和历史人文内涵的滨江城市、小城镇和美丽乡村”。二是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创新文化产品尤其是生态文化产品的供给，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新“文化+”产业组合，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三是提升长江文化的全球传播力影响力，实现文化产业的跨区域发展，协同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
三、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的对策建议
当前，长江经济带已由“生态保护版”升级到“高质量发展版”，强调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保护的统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了“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1+N”规划体系，“1”即《“十四五”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方案》，“N”包括《“十四五”长江经济带湿地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等专项规划，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支撑。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提升高质量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一）坚持目标导向，发挥规划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
一是从全局高度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把长江经济带放到全国发展大局中加以谋划。要与时俱进，制定实施相关规划，发挥规划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产业政策引导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要加强产学研用官商等资源的有机整合，实现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促成分工更加合理且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用“昨天的经验”来规划明天的发展，而要根据新形势谋划可行的目标任务，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推进，唯有如此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二是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样板。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上海工程师到苏锡常地区帮助乡镇企业提高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开启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序幕”。要发挥产业综合优势，提供高质量供给，培育新型消费，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产业组织方式改造传统产业，让产业链具备高端链接能力、自主调控能力和领先于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提升价值链，保障供应链，推动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政策与空间治理结构，改变无序低效竞争、产业同构等问题，避免出现圈地盘、抢资源、条块分割、无序竞争现象，“增强区域交通互联性、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通过协作联动创新共享发展资源，以生态保护、产业协同、区域融通为抓手，完善空间布局协接、主体利益协商的合作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唱响新时代的长江之歌，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四是完善政策措施，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一是要对符合高质量发展导向的项目给予必要的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二是要实施“一批重大改革”，包括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三是要进行检查监督和评估。有些时候有些问题自己发现不了，既“不识庐山真面目”，也会“习惯成自然”。如长江沿岸原来化工厂密布，通过检查发现了问题，调整了产业布局。江西省全面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坚持源头管控、全过程减污降碳，力图打造世界领先的绿色智能炼化企业，在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绿色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
长江经济带科技资源富集，“普通高等院校数量占全国的43%，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的46.7%，有效发明专利数占全国40%以上”，是我国最具科技创新活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区域之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需依托人才、智力密集优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开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大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实现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培育新动能、引领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
从贵州“数谷”、武汉“光谷”到G60科创走廊，长江上中下游联通的创新带加速形成，一批有竞争力、影响力的优势产业集群加速成长。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产业和城市一体化的G60科创走廊，覆盖了上海、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9个城市，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已经形成“核级引领、圈层递进、点带联动”的创新生态。上海张江科学城已建成及在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4个，设施数量、投资金额与建设进度形成“龙头”地位。武汉光谷科创走廊建设如火如荼，打造“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化”协同发展的湖北全域创新格局。武汉东湖科学城布局脉冲强磁场、精密重力测量等大科学设施，并纳入国家“十四五”相关专项规划。成渝科创走廊以“一城多园”模式合作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重大项目建设，共享创新资源形成“龙尾”。浙江的互联网+产业、江苏的未来网络、安徽的量子信息技术，均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重点。
要形成分工更加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创新特色，加速下游技术创新要素和成果向中上游地区溢出。如以南京和苏州为核心的苏南地区是制造业集聚高地，用途人性化、生产自动化和产品智能化是其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将计算任务在量子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之间进行分解、调度和分配，可以实现量子计算和超级计算机在算力上的高效协同，在大幅节约资源的情况下，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杭州为核心的浙江北部地区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产业具有明显优势，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是其未来攻坚的主要方向；上海以国际金融和对外贸易占据长三角核心地位，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科技金融成为其未来主导产业的“血液”。
企业是创新主体，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细胞。在杭州亚运会筹办过程中，一批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使得亚运会“智能”底色更加鲜明。如一家企业运用AI捏脸、AI动作捕捉等技术，让“数字火炬手”形象一人一面且自由换装；主火炬塔制作企业采用仿生机械骨骼系统，消除位移晃动和偏转力，让火炬塔蜷时如浪似云、伸时栩栩如生。其背后是浙江企业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开路先锋的身影，锻造了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筋与骨。
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一以贯之持续谋创新，坚持不懈求突破。必须建设重大创新平台，聚焦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或元器件）、工业基础软件包、先进基础工艺、技术基础等领域实施一批产业基础项目。要优化科教资源供给，推动创新资源共享、科技创新要素无阻碍流动与创新资源高效汇聚，培养一批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最大限度调动科技工作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科技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为加快科技强国建设步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三）发挥市场机制，探索政府主导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市场化途径
做好“生态价值实现”文章，不仅要利用好生态优势，还要实现生态价值和自然资本保值增值，把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互相转化，其核心是要采用集约、高效、循环、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要素，以体现保护绿水青山就是做大金山银山、破坏绿水青山就是损耗金山银山的价值观和政绩观。碳强度成为新的约束性指标，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准和反映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正在重塑。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于2021年2月出台，要按“保护责任共担、流域环境共治、生态效益共享”的原则，推动建立长江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针对上游污染下游买单现象，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等利益相关方关系，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生态保护成本、机会成本等，签订《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保证补偿有法规依据。例如，下游用水地方要根据水质、水量向上游地区支付相应补偿，过程要公平、公开；议价之后，还需要把相应购买行为向中央政府报备并得到批准。这种模式不仅可以推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还能有效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加强制度供给。生态优势地区，如三江源等国家公园，要把生态财富转化为发展和经济财富；“生态产品”可细分为物资供给、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三类，其价值实现涉及物资供给类生态产品产业化开发经营和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产业化开发经营。价值核算是生态资源资产化的基础。生态价值核算要以政府为主导，发挥核算专家组作用，对当地生态资源划分类别，建立数据管理平台或确权登记中心，确保数据完整、准确，资料详实，为后续工作提供数据资料支撑。要制定生态产品开发指南，综合考虑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空间流转能力及交通、人文、旅游等因素，选择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相关方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实现路径。要依据生态影响范围和绩效，建立区域间、上下游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配套政府采购、市场培育、质量认证等制度，让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者获得应有回报，让生态环境破坏者付出相应代价，以收生态富民惠民之效。
（四）重视发展的安全性，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发展是安全的目的，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和安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是一体两翼关系。要以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为主线，优化空间结构，协同上下游、左右岸法律法规有效衔接，处理好发展和安全关系，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安全、市场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以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作出贡献。
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要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实施生物育种重大项目，提高种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要加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集成推广，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
要维护水安全。增强水忧患和水危机意识，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统筹推进水系连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科学把握长江水情变化，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统筹推进水系连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加强跨区域水资源丰枯调剂，推动全要素治理、全流域治理、全过程治理，高起点高标准建设水利设施，筑牢水安全保障防线，全面提升水安全风险防控水平，努力建设安澜长江。
要保护市场安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把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摆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高效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信息共享和流程互联互通，破除阻碍要素尤其是高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和梗阻，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深化政务服务合作，优化营商环境。
（五）坚持高水平开放，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要始终坚持开放发展、共赢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领域、新渠道，提高全球价值链包容性和分工效率，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技术、中国经验，又增强中国要素优势，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做强向东开放通道、做实向西开放通道、做大向南开放通道、做优内陆开放通道，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推动中国企业提升全球竞争力，共建绿色低碳“一带一路”，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
要促进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更好发挥沿江省市自贸试验区作用，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先试，以自贸试验区为先导推动制度、规则、规制、标准的开放，深入开展首创性、差别化改革探索。完善沿江自贸试验区布局，明确各自贸试验区定位，提升自贸试验区建设水平，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试验区网络。如作为对外开放窗口，浦东高度重视开发开放。党中央把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任务放在浦东，推动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气象，诞生了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公司等一系列“全国第一”，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累经验、探索路径。从成渝双城经济圈到长江中下游城市群，要积极探索出合适的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道路。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树立敢于创新创造的雄心壮志，在解决受制于人的重大瓶颈问题上担当作为，在买不到的技术上取得突破，在进口替代上迈出步伐，在颠覆性技术上优先研发应用。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要处理好各种关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清洁文明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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