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普通民众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姚洋:走向了职业教育这一条路,你的人生轨迹就锁定了。你有很大的概率锁定在社会的底层里,除了一些比较抢手的专业,比方说厨师、理发师,你可以上升到中产阶级去,绝大多数孩子上了职业高中之后,他的人生道路都锁定了。我们的普通家长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问:可能有些人反驳说快递小哥现在一个月也能挣八九千,可能初中毕业也能做,大学生毕业之后挣四五千块钱,尤其是一般的一本二本。这个现象怎么看?是不是说教育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姚洋:这是一种误解。大学教育,哪怕是再差的大学教育,都教了你一个综合性的知识。我们不能只看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你应该看大学毕业之后5年之后的工资,你就会发现5年之后他的收入水平远远要超过快递小哥。而且他的工作比快递小哥的工作要舒适得多。我有一个外甥当年高考,考了一个大专,我都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他就觉得那不应该去读,因为学费还是挺贵的,那时候就要两万块钱。他跑到广东去打工,我说不行,你必须回来读书,再差的大学也是大学。现在他在南昌就能安家,他的生活水准当然比没有读大学的,留在农村的那些孩子要好得多。所以比较一定要有一个控制其他因素,控制了其他因素,光看教育回报率还是非常高的。事实上,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回报率是最高的,每当上一年学,你工作后的收入能提高大概10%-12%,你想你累计下来这6年,你提高了多少,至少60%-70%,我这还没算福利。
要有长期收入或者一生收入的概念,除了当下的收入,还有收入之外的综合的回报,他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等等综合的受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是非教育所不能比的。
问:现在很多中职学校在找综合高中的路子,尤其在《职业教育法》修订以后,中职学校会加强学习教育、学科教育,也能参加高考。普通高中有没有可能将来也开一个职业教育班,进行双向探索。
姚洋:综合高中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因为职业高中最终的目标仍然是升学,如果把本科也开放了,大家第一目标当然是考上本科了,所以文化课会越来越重视。那么职业教育这部分就要削弱,这里面的平衡点在哪里?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就是别分了,就是高中,然后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些所谓的职业训练,我叫做动手能力的训练,而且应该宽一点,不要给他分科,我们去职高看他们都分专业,没必要。就是培养孩子们一种动手的能力,还有一种动手的兴趣。我愿意动手来做,这就行了,没有必要去分科,分科等到他高中毕业之后再说。
问:还有一个问题说现在的高职招生数占到高等教育的55%以上,可能跟我们高中的强制分流有关系。但是他说高职所获得的财政支持只占整个高等教育的20%,也就是他招了55%的学生,只获得了20%的支持,这个该怎么调整?
姚洋:这次《职业教育法》修订之后,明确提出来财政要向职业教育倾斜。我觉得最需要倾斜的就是高职教育,好的高职院校的确可以培养出来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有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好像办职业教育就少花钱,见效快,实际上职业教育更花钱。我去德国的技术大学看过,他们的技术大学要靠企业支持,我去的那个职业大学大概有三个企业支持,企业把实验室都设在大学里。这是双赢。我们的600所职业大学要达到那样的程度,还有很大差距。需要我们的财政更大的投入,另外,好的大学应该提高学费。好的学校应该提供奖学金来支持穷苦人家的孩子来上学,国家也应该提供助学贷款来支持他们上学。然后把更多的资金应该投到比较差的学校去,应该做这样的调配。
问:现在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因为现在大城市所带来的收入回报会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就要到大城市谋生。但是他的户籍又不在大城市,他的孩子在大城市只能上到初中毕业或上职高,不能参加大城市的高考。这是不是也说明职业教育就比普通的高中教育低端一些,这个问题的破解点在什么地方。是在高考制度上做改革比较好,还是户籍制度上改革比较好。
姚洋:这是职业教育具有歧视性的另外一个标志。参加中等职业教育的人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孩子,现在又加了一点,职业教育还是囊括那些没有户口的孩子,又是一个歧视。户籍制度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可以从教育着手去改变。教育部拿出一定的高考增量指标来,做全国的统一高考,就是针对这些学籍和户籍分离的孩子,给他一个参加统一高考的机会,也解决了孩子跨省上学的问题。有了规则,老百姓就会有选择,而且最后慢慢会形成一个均衡。
问:现在社会好像对于工作的意义本身的认知有了变化,好多年轻人不像过去父母那代一样,那么关注固定单位的事业编,他们更喜欢慢就业和灵活就业,这种现象是现在大学生过剩造成的,还是说成是生活压力太大,很多人就干脆选择一种佛系的生活态度造成的,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年轻人对就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
姚洋:这个问题最好是问年轻人,应该由社会学家做一个调查,年轻人为什么改变。但据我观察是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有了改变。一线城市的富足程度已经大大提高,表现得好像更加佛系一些,随心所欲一些,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欧美的孩子高中毕业,好多人都会拿出一年时间游历。我们国发院有个本科生在疫情期间停学一年,周游中国,他走到哪儿,教书教到哪儿,他干一天活一个礼拜。他靠这样周游中国一的方式周游中国,经历非常的丰富。所谓的创造力是要氛围感,这个社会要足够的弹性,足够的空间,我们的创新才会冒出来。
问:现在AI机器人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好多机器人还有深度学习的能力,除了流水线的工人,将来可能一些中低端的服务业,包括现在呼叫中心大部分都是机器人。有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能力,以后中低端的人才该怎么办?
姚洋:所以要改变现在的教育结构,要让高中阶段变成义务教育,这样他才可能走到更高的工作岗位上去。一个人有了高中教育之后,他就有了一定的学习能力,他才能走得更远。15岁-18岁是一个人思想成形的阶段,他缺少了这段教育的经历,未来再想补,难度非常非常大。有了这段经历他就会学会自己学习。但是在过渡阶段,可能会出现结构性的事件,而且这个矛盾恐怕会越来越大。因为现在AI、自动化普及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很多的外卖小哥要被替代掉,比如说自动驾驶实现了之后,至少是从仓库到分送中心,不需要外卖小哥了,全是自动驾驶过来的。这对于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劳动者来说,未来的这一段时间里恐怕确确实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更彰显出我们的教育的重要性,对这些人来说就是职业的再培训的重要性。
问:是不是每个城市都可以办一所属于自己的好的大学,您怎么看?
姚洋:这是理想状态。像美国每一个州都有自己一所好的大学,美国的高考的压力和焦虑显然就比较低一些。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我们收入水平足够高了,我们的资源更多了,才能投入到高等教育上面去。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哪怕好大学多了,最后大家也会削尖脑袋就去那几个老大学,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大学都普及了,但是高考压力仍然在,因为大家都想上好大学。(王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