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贸港乡村“点绿成金”：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路径探析 ——以五指山毛纳村为例

海南自贸港建设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在“三度一色”“向绿图强”等关键性概念指导下，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推进乡村振兴。在诸多乡村地区通过发展生态农业、乡村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颜值提升的协调共进。发展生态经济能够为海南乡村带来新机遇，以五指山毛纳村为例，这里地处五指山腹地，森林覆盖率高，自然生态环境原始且优美，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山水景观，当地老百姓凭借优越的自然生态，种植高品质茶叶，发展特色茶叶种植与乡村旅游产业，带动了农民增收和乡村繁荣。这一经验做法为海南其他乡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更多乡村通过挖掘当地独特的生态与文化资源，培育起了生态康养、生态渔业、特色民宿等新产业新业态，充分展现了生态资源在绿色乡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也拓宽了经济增长点，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活力。

一、五指山毛纳村生态经济发展的基本做法

五指山毛纳村是典型的黎族村落，2022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毛纳村考察，作出“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把茶叶经营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等重要指示。一直以来，毛纳村充分发挥背靠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的地理优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注重产业融合、挖掘内生动力等，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同时，积极拓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民俗文化等绿色产业空间。在茶产业发展方面，毛纳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围绕“小而美、美而精”发展定位，持续深耕“五指山热带雨林大叶茶”特色品牌，形成了以茶叶生产为主、林下种养为辅的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截止当下，毛纳村茶叶种植面积2500亩，茶青收入450万元，相较于过去实现了200%的增长，户均增收超1.5万元；建立了"企业+合作社+村民"发展模式，保障茶农产销无忧，衍生茶园务工岗位日均收入提升至150元；政府还引导推进“茶旅融合”，打造"五指山之美"旅游线路，成效显著。至今，培育了农家乐8家、特产店20余家，年接待游客量攀升至20万人次，同比增长达566.7%，旅游收入突破1000万元大关，带动全村人均收入跃升至2.5万元。同时，毛纳村积极挖掘和拓展茅草屋、图腾、壁画中的黎族文化元素，先后建成了文化长廊、居民广场、歌剧院、连心桥、游客民宿、休闲山庄等各类旅游设施。依托本土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智慧和独特资源，推出了毛纳夜游、非遗文化展演、黎族长桌宴等特色旅游项目，持续优化“跟随总书记足迹，发现五指山之美”旅游线路，精心设计黎苗特色文创产品展示、茶艺冲泡展演、黎苗本土文化表演、黎族长桌宴和篝火晚会等旅游精品套餐，切实形成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良性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树立了典范。

二、“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的基本内涵与发展要求

“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发展是一种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实现经济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该模式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中生态与产业分离的模式，突破了传统线性发展思维，强调对区域内的生态资源进行全面评估和梳理，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第一，生态产业化。毛纳村依托当地优质生态环境，发展大叶茶种植产业，建立有机茶园，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农产品，通过茶叶加工与销售实现经济收益，并开发采茶体验、茶文化研学等文旅项目，延伸产业链条。生态产业化要求将气候条件、热带雨林、海洋空间等原本具有生态价值但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通过一定的技术和经济手段，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生态农业、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休闲康养、清洁能源产业、生态制造业（以环保材料和工艺生产产品）等，从而构建起生态资源经济化供给机制，打通生态价值市场化转化路径。比如：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使企业的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从而将温室气体减排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最终，形成"资源—产品/服务—市场"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第二，产业生态化。毛纳村采用绿色生产方式，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肥农药，利用天然肥料和生物防治技术，保护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时，注重对雨林、河道等生态资源的保护，以生态友好型的产业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产业生态化要求传统产业在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融入生态理念，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向低污染、低能耗、资源循环利用的发展模式转变，推动产业发展的生态化转型。这意味着要采用绿色低碳的生产技术与环保工艺，优化生产流程，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排放和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生态化强调产业发展与生态环保的互促共生，产业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既可以通过保护环境（维系景区生态和农区天然环境等）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又能为生态保护提供经济支持和技术保障。

三、海南自贸港乡村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创新体制机制，激活乡村发展动能

海南自贸港乡村高质量发展亟需突破传统治理模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框架。毛纳村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起了“企业保底收购+合作社加工+农户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既保障农户稳定收益，又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驱动作用，实现了农民从被动参与者向产业主体的转变，激发内生动力。同时，毛纳村创新“生态银行”运营模式，将碎片化碳汇权益整合为可交易资产，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雨林保护、河道修复等生态项目，体现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借鉴毛纳村经验，海南乡村可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推广“乡贤理事会”“生态监事会”等自治组织，构建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为自贸港建设筑牢乡村生态根基。同时，强化金融创新支撑，发行绿色债券，支持红树林保护、光伏农业等绿色产业发展，以市场化手段激活乡村生态资源价值；通过试点“乡村振兴碳汇贷”，鼓励金融机构为符合生态标准的农户提供低息贷款，推动生态资源变资产、生态优势转效益，为海南自贸港乡村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提供更大动力。

（二）深耕特色产业，构建生态品牌体系

海南自贸港具有天然的生态资源禀赋与政策优势，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积极发展生态产业，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色品牌。毛纳村深挖乡村特色生态与文化资源，创建了“茶旅融合”“非遗赋能”等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借鉴这一经验，我省其他乡村可依托热带气候、火山土壤、临海优势等独特条件，发展无核荔枝、白沙红心橙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开发生态渔业、海洋牧场等特色项目，发展优势产业；推动生态农业、生态康养与乡村旅游等有机融合，开发生态农场体验游、生态康养休闲行等项目，延长产业链，构建产业融合模式；深度挖掘黎族苗族文化、海洋文化、农垦文化等本土特色，将生态资源与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相融合，开发热带雨林徒步、渔村生活体验、古村落研学等生态文旅项目；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旅游公路”等标志性IP为引领，推出系列主题旅游产品，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与体验感，同时，借助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政策，拓展特色农产品与文旅产品的国际市场。通过参加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和国际农产品展销会、举办海南自贸港生态品牌推介会等方式，加强品牌宣传与推广，运用新媒体平台讲好海南生态故事，塑造“绿色、健康、安全”的品牌形象，推动海南乡村生态产品与服务走向世界，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提升。

（三） 强化科技赋能，打造智慧生态链

在海南自贸港乡村智慧化转型进程中，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慧服务生态链”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在文化传承层面，毛纳村引入AI方言识别技术开发“毛纳茶语”导览系统，游客可以通过手机聆听方言讲解的茶文化故事，实现了文化资源的可视化传播。借鉴技术创新优化公共服务的做法，我省其他乡村可建设融合本土文化的“生态知识图谱”数字图书馆，运用AR技术还原黎族织锦、苗绣等非遗工艺制作场景，打造文化IP新载体，让传统文化在数字空间中实现“活态传承”；在生态治理层面，毛纳村试点部署智能垃圾分类亭、试点碳普惠积分系统，有效提升参与了生态治理积极性。推广至全省，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搭建乡村生态管理平台，实时监测河道水质、雨林覆盖等数据，以智能设备动态优化生态治理；同时引入无人机巡护、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实现生态保护的智能化、精准化；在产业发展方面，毛纳村联合高校研发热带茶叶生长监测模型，通过物联网设备采集土壤湿度、光照等数据，为科学种植提供决策支持。海南乡村可深化产学研协同，建立“乡村振兴科技服务站、产学合用协同平台”，将生物多样性监测、农产品溯源等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开展“数字新农人”培训计划，教授村民AR内容制作、电商直播等技能，推动科技成果落地生根，最终形成“技术提升服务效能、实践反哺科研创新、收益惠及村民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四）优化生态治理，绘就宜居乡村图景

海南自贸港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需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为统领，将生态保护纳入乡村发展全过程，走出一条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统一的道路。毛纳村带领广大村民参与到整治河道、保护雨林的广泛实践中，依据“村规民约+网格化管理”模式，将环保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体现了“生态优先、全民参与”的绿色发展理念，在这些先进做法指导下，我省要积极开展水系生态治理、植树造林工程等生态修复与资源循环利用活动，推广太阳能路灯、秸秆还田、粪污沼气转化等绿色技术，建设“小型化+分布式”污水处理系统和人工湿地，配套建设垃圾分类收集站和有机废物堆肥设施等生态项目，推进垃圾分类与“厕所革命”以消除卫生死角……等等，使得生态保护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构建起覆盖全要素的生态治理体系，推动乡村绿色发展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防控”。未来，还要进一步探索生态银行、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同时，积极推动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市场经济机制，通过碳汇交易和GEP核算，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既能强化生态红线约束，又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生态资源的经济属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琼台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邵娜娜名师工作室）邵娜娜、何佳仪、李澳）